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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国迁都讨论了好几次最终都不了了之

发布时间:2020-02-27 10:45:59 阅读: 来源:头枕厂家

大清国迁都讨论了好几次,最终都不了了之

大家好,这里是小编,今天给大家说说大清国迁都的故事,欢迎关注哦。

都城,相当于一个国家的心脏,通常承担着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职能,故都城的地理位置选址非常关键,关乎到一个国家的气运和兴衰。

《吕氏春秋》记载,“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然而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王国对外不断吞并和扩张,面对着更加复杂的环境,都城的选址也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

第一是不能简单以国土中心建都,地理、政治、军事的形势都需要纳选址的入考虑;第二是当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都城的地址也需要相应进行迁徙。

王朝迁都的例子,在我国历史上并不罕见。商代有盘庚迁殷,周朝有平王东迁洛阳,宋有高宗南渡应天府,明有成祖北迁燕京。清朝龙兴于东北长白山一带,先后在兴京、东京、盛京建都,入主中原后取代明朝,定都于北京,直至清末,清朝都没有进行过迁都。

元、明、清三代都选择以北京为都城,自然是看中了其具有其他城市不具备的优势。对清朝而言,选择北京为首都,至少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北京地理形势险固,易守难攻。明代大臣杨荣曾总结道:“地势宽厚,关塞险固,总据中原之夷旷者,又莫过於燕蓟。……蓟燕左环苍海,右拥太行,内跨中原,外控朔漠,宜为天下都会。”

第二,北京靠近东北,即满人的发家之地。万一天下有变,满人便于从北京退守关外,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

第三,由于京杭大运河的存在,南方的物资可以源源不断地运送至北京,不会面临物资短缺的问题。

由于上述优势的存在,北京非常适合作为清朝这个大帝国的首都,二百多年未曾移易。然而,北京地势之易守难攻,是相对于冷兵器时代而言。随着近代工业革命的发展,海上作战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在清代闭关锁国,忽视海军建设的背景下,北京过于靠近入海口,反而成为了地理位置上的一个劣势。两次鸦片战争、甲午之战、八国联军侵华,都将清朝都城防御薄弱的短板暴露无遗,清政府数次为保住首都而不得不签订屈辱条款。

因此近代以来,有识之士关于迁都的讨论,逐渐摆到了台面之上。晚清时期,清朝共出现过三次关于迁都的讨论。

第一次关于迁都的讨论,发生在鸦片战争期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朝统治者第一次领教到了洋人坚船利炮的厉害,军舰突破大沽口登陆天津,便能直接挥师西进,直取京师。当时的咸丰皇帝被迫离京逃亡至热河,成为了清朝第一个逃离首都的皇帝。

在英法联军进京,咸丰外逃后,清政府为应对局面做了两手准备。第一手是派恭亲王留京,与洋人议和。但当时清廷预估与英法联军的谈判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恭亲王以及部分大臣如文祥、胜保等,均上疏请咸丰做好迁都进行长期作战的准备。在当时,咸丰部分地接纳了关于迁都的意见:

“夷人现虽尽退,明岁尚来驻京,能否相安,实难豫定,自宜豫择一巡幸之地,以期有备无患。陕西古称天府,雄据上游,与中原声息相通,人心系属,转饷亦易,诚为便宜。将来跸路经行,由山西太原、平阳等处折入潼关,尚属可行。”

按照咸丰和一些大臣的想法,如果一定要选一个地方迁都的话,最理想的地点应当是陕西西安,当时咸丰也下令做了一些迁都的前期考察准备。但比起迁都所要付出的成本,清政府还是选择了苟且偷安,与洋人签订不平等条约以换取一时的和平。加上没过多久咸丰皇帝就在热河病逝,迁都的议案被搁置了下来。

虽然清廷以屈辱条款换来了暂时的和平,但隐患仍然存在,因此关于迁都的讨论并没有彻底平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到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发生了大清国迁都的第二次讨论。

作为洋枪队队长的雇佣军官戈登,曾在离开中国前通过李鸿章向清政府提出二十条建议,其中就有关于都城选址的讨论:“中国一日以北京为建都之地,则一日不可与外国开衅,因都城距海口太近,洋兵易于长驱直入,无能阻挡,此为孤注险着。”

戈登的建议,为总结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廷的狼狈失败而得出。在学术界,如维新派的官员汤寿潜在其著作《危言》中指出,北京作为都城的地理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仍建议以西安作为大清的新首都,一来推进维新变法,二来消除直接的军事威胁。

不过在这段时间里,清朝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同光中兴”时期,没有受到太多外来的威胁,迁都之议不像在战时那么具有迫切性。因此这一时期关于迁都的讨论,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并未引起清朝统治者们的注意。

与汤寿潜同时期的郑观应,是迁都论的反对者。郑观应认为,清朝要自强,应该做的是“内修政事,外固封圻”、“秣马厉兵”通过加强内政和军事建设来抵御外敌,迁都只是下策。

在二十多年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中,清廷寄希望于“师夷长技以制夷”,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加强军备力量来守护京师。然而甲午战争中,清朝辛苦经营的北洋水师被日本海军重挫,彻底击碎了清廷偷安的美梦。日本老调重弹,首相伊藤博文威胁进军北京,来迫使清政府与日本迁都割地赔款的屈辱条约。这起事件,激起了晚清关于迁都的第三次大讨论。

这一时期主张迁都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晚清维新保皇党康有为。

在《马关条约》签订后著名的“公车上书”中,康有为联合在京举人提出了拒和、迁都、再战的建议,并指出“若夫建都之地,北出热河、辽沈,则更迫强敌;南入汴梁、金梁, 则非控天险;入蜀则太深;都晋则太近。天府之腴,崤函之固,莫如秦中。”同样将陕西西安作为了理想的迁都地点。

除了康有为以外,在朝的官员如张之洞、谭继洵等人,也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迁都或者选择合适地点建立陪都的必要性。然而日薄西山的清政府,已经习惯了屈辱外交,丧失了奋起再战的勇气。

当时作为清朝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太后,既为保住自己锦衣玉食的生活,也因担心迁都后自己的权力被稀释,不愿意倾全力与日本再做最后一搏,导致第三次迁都的讨论亦不了了之。而清朝在外交上的软弱,更加激起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欲望,也注定了清朝即将走向灭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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