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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参与重塑社会治理大格局

发布时间:2020-07-13 20:38:05 阅读: 来源:头枕厂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仅一字之差的概念升级背后,是近年来各种社会参与形式的广泛兴起。随着全面深化社会领域改革序幕的拉开,构建新型政府与社会关系已将如何推动和规范社会参与发展摆上了日程。

社会参与的兴起

“社会管理突出的是党和政府的主体作用,而社会治理可能更多地需要政府搭建公共平台,由多元化的社会组织,甚至公民个人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郑州大学社会学教授张明锁说,要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在许多社会学专家的眼里,从政府主导社会事务到广泛的社会参与,发展多元化的社会治理体系将成为未来的趋势。

事实上,广泛的社会参与在近年来已经渐成常态。河南郑州大学教师乔涛涛10年社会工作的经历就是例证。10年前,23岁的他只是刚刚关注社会公共事务的“小蚂蚁”。2005年,他第一次以代表身份参加郑州公交价格调整听证会,会上他投了唯一的一个反对票。

而10年后,由他发起的“河南小蚂蚁志愿服务队”拥有成员近千人,他们活跃在包括公民文明自律、社会民生、公益救助、社区大学等各个社会领域,他们的活动也获得了当地政府的高度评价。2013年,由乔涛涛和服务队管理的@文明河南微博也引起河南省文明办的高度关注。

社会参与的常态化同时带动了专业化。2005年7月,被誉为中原社工第一人的陈聘创办河南省首家专业社工服务机构——绿城社工服务站时,社工仅是一种极其陌生的业余兼职。9年中,陈聘经历了业余义工、专职社工、职业社工的三次身份蜕变。目前该社工服务站注册义工数量已达8000余人。

除了公民和社会组织自发的社会参与日渐兴起,政府对社会管理与服务创新的探索也为推动社会参与加速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电视问政、旁听各级人大常委会以及新农村建设中村民议事会、理事会等各种新现象和新组织大量涌现。

以河南省为例,河南省移民办在全省移民村推行“民主议事会+民主监事会+民事调解会”的新型管理模式,推广范围涉及300多个村庄、社区;汝南县电视问政于民的群众座谈已经举办8次,并逐渐形成一套完备制度。

而早在2011年,广东省的一些地方就探索组建新的社会建设协调机构——“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以改变“社会建设”落后“经济建设”的现状,并将社会建设纳入干部选拔和绩效考评范围。

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社会参与的发展

对于社会参与的兴起,一些学者和专家表示,目前,社会参与的发展程度距离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的要求仍然很远。无论从社会参与的广度、深度还是从政策环境和实施效果看,社会参与仍面临多重羁绊。

目前,社会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仍然受到限制,多数只限于应急或者特殊状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对社会参与的认可和配合度不够。以政府信息公开为例,即便在政府信息公开有章可循的情况下,地方和部门也有各种理由予以拒绝。

而一些政府推动的社会参与活动,政策和法规的空白也让社会参与的效果难以保证。一名曾参加过当地天然气价格调整听证会的人士向记者透露:“参加过一次后就不再参加了,因为留给代表选择的只是涨价幅度不同的方案,即便是代表强烈反对,也没能阻止价格上调,这样的听证没有意义。”

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这样的例子并非少数。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一些地方市民旁听人大常委会就作为一项非正式的制度被推广开来,近年各地登报征集旁听代表似乎也成了惯例,而记者梳理各地的旁听制度发现,这些制度多数是对旁听市民资格认定的规定,对于旁听督政的权利却很少涉及,导致旁听者认为“这种旁听流于形式”。截至目前,我国尚没有一部统一的关于社会参与的专门法律,社会建设的法规体系建设相对滞后。

相较于个人的社会参与,社会组织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更具优势。然而,社会组织的参与也面临身份难题。据了解,目前,广东等发达省份的部分地区对于放开社会组织的注册方式正在先行探索,但真正落到实处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这也为下一步的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

社会参与的规范

近日,民政部印发的《2014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实施方案》规定,中央财政通过民政部部门预算安排专项用于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补助资金,2014年项目预算总资金为2亿元左右。

据了解,在预算总资金为2亿元左右的项目资金中,发展示范项目约5000万元,承接社会服务试点项目约6500万元,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约6500万元,人员培训示范项目约1500万元。专家表示这些资金总数不小,但对于全国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的支持有限。

“对社会参与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需要加速。”张明锁说,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成就显著,经济领域的改革思路也为社会体制改革提供了借鉴,社会领域改革首要的问题是要厘清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进而找到社会参与与政府治理的平衡点。

按照一些学者专家的意见,社会参与兴起与发展的方向,在于变政府“单向管理”为政府、社会的“双向互动”。他们建议,一是要尽快填补国家层面的社会建设法规体系空白,加快出台规范社会参与的政策措施,健全社会参与的社会诉求、社会监督和社会选择三大制度,为社会参与带动政府治理能力提升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二是加快制定社会参与的指标体系,以定性和量化指标相结合评估社会参与的实际内容和实现方式,推行社会参与的评价保障制度,明确和扩大社会参与行为的领域,划定社会参与的边界,以提高社会参与的科学化、规范化、合理化。

三是引导形成社会参与良好的社会环境,一方面要支持、鼓励积极的社会参与,保护参与热情,形成示范效应;另一方面,加大对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的支持和培育力度,提高其社会参与的专业化、职业化和自治化水平,以制度、法律、道德和价值约束将不规范社会参与的消极因素降到最低。(记者 李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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